宁可像

　　著名历史学家宁可先生于2014年2月18日永远离开了我们。先生一生谦虚乐观，淡泊名利，把毕生心血献给了钟爱的史学事业和教育工作。他强调从事史学研究的人，首先要做一个真正的人，要有良知和史德，要有社会责任。这不仅是先生的行为准则，也通过他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了所有受过他教诲的人。

　　宁可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54年受命参与筹建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科，并于次年参与创建历史系。先后任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曾兼任校图书馆副主任、代理系主任、学报副总编辑等领导工作。还曾担任北京市史学会理事、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的兼职教授等社会兼职。

　　宁可先生作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科最早的三位元老之一，参与创建了我校历史科和历史系。他兢兢业业，筚路蓝缕，与同事们一起骑自行车奔走于北京城内外，从中学发现并引进了一批有发展潜力的高层次人才，为首师大历史学科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先生是我院中国古代史和史学理论学科的创建者，长期担任这两个学科的负责人，为这两个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担任历史系领导期间，他重视教学和科研工作，为推动历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担任图书馆领导期间，他为我校的图书资料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担任学报领导期间，他为提高学报的学术质量作出了重要贡献。宁可先生还参与了文物室的创建工作，并积极促成了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的建立。

　　宁可先生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史学理论、敦煌学等学术领域的教学、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宁可史学论集》《宁可史学论集续编》《史学理论研讨讲义》《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合作）、《敦煌的历史与文化》（合作），主编和参加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隋唐五代经济史》《中华五千年纪事本末》《中华文化通志》《敦煌学大辞典》《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等。并主持《中华大典·经济典》的编纂工作。先后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杂志、报刊上发表论文90余篇。

　　宁可先生天资聪颖，酷爱读书，涉猎广泛，有着渊博的知识积累。他研读过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有深厚的理论素养。他对许多历史理论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善于从理论的视角把握历史的现象和本质，从宏观的视野分析历史事物的因果关系。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参与了中国史学界关于农民战争和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等相关问题的讨论，发表多篇重要论文。他先后就农民战争是否可能建立“农民政权”、农民战争是否带有“皇权主义”的性质、该如何恰当地理解和评价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等当时学界讨论的热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这些意见，客观而平和，基本上可为相关问题的讨论做出阶段性总结。60年代，他参与了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讨论，强调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是从不同角度认识统一的历史过程的两个原则或方法，各有各的适用角度和范畴，不能用阶级观点统括对历史认识的全部。这些意见引起史学界和理论界的高度关注。改革开放以后，宁可先生另一重要理论贡献，是他最早提出应把历史科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区分开来。这一观点澄清了史学理论学科建设中的根本性概念问题，已成为史学界的共识。

　　宁可先生还在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上发表了对以后研究具有指导性的论述。例如有关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问题，不仅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究竟由哪些因素决定的理论问题，也对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乃至文化的发展和决策具有重要意义。他对这一理论问题的思考，始于将地理环境决定论作为资产阶级理论批判的20世纪50年代，他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前后历经30年、五易其稿才拿出来发表。显示了他对一个学术问题严谨的思索和执着的追求。他还对社会上曾经流行的“文化热”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种种“文化决定论”“文化至上论”等都是非科学的，都忽视了社会政治、经济因素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值得提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提出这样的看法也是需要学术勇气的。

　　在关注理论问题的同时，宁可先生还在中国古代史特别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和敦煌学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而具体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以能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有通贯性的史识为主要特色，注重史实之间的相互联系及深层关系，注重阐释历史发展的特点。如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体制特征的问题，他强调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经济并非是一个绝对封闭静止的系统，而是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和活动性，商品经济就是促成封建经济系统开放性和活动性的因素。他关于封建社会人口问题的研究，将历史与当下的人口问题紧密结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加深了学界对中国社会经济史一些根本问题的认知，也可对现实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