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不仅仅是叙述，而是在叙述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判断的学科,早在中外史学萌生时期，即已表现出这一鲜明的特点。在中国古代，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历史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清人龚自珍说：“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李大钊在《研究历史的任务》中明确指出：“历史学虽是发源于记录，而记录绝不是历史”，研究历史重要的任务是在整理事实的基础上，“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在西方，古希腊史家戴奥尼西认为，“历史是一种以事实为训的哲学”； 现代美国历史学家里德认为，“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在于为当前而解释过去”。英国克拉克爵士在其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总导言“史学与近代史学家”中提出：“历史不是人类生活的延续，而是思想意识的延续”。“就历史学而言，我们可以断定，如果说它是一门科学的话，它是一门从事评价的科学”。

　　不难看出，古今中外不同信仰的史家都认为，史学功能的实现，离不开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的评价。今天，论及历史认识要有价值判断似乎更不是什么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如史学界有人提出“价值中立”，否则就是“玷污了科学的神圣”。这种论调的实质，是削弱以致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但因其披着“科学”、“客观”、“公正”的外衣，却有很大的欺骗性。因此，今天继续探究历史认识中的价值判断问题，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从价值认识到价值判断

　　历史认识是一种价值认识。没有价值认识的历史认识，徒有认识的形式而没有灵魂，至少是不完整的历史认识，因为历史认识的起点和归宿，都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内容。这一社会内容，不仅由历史认识客体自身的社会性所决定，而且也和历史认识主体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直接联系在一起。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超阶级、超意识形态，生活在真空中的认识主体，无论是社会认识主体，还是历史认识主体都是这样。因此也可以说，所谓没有价值认识的历史认识是不存在的。其实，标榜“没有价值认识的历史认识”也是一种价值认识，只不过它是另一种意识形态的价值认识而已。

　　价值认识是价值判断的基础，表明“认识”和“判断”的同一性，它贯穿于历史认识的始终。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科研中，也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简而言之，有什么样的价值认识，就有什么样的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则是价值认识的深化、升华和结果。

　　在历史认识中，只有通过价值判断才能够使历史认识主体和客体发生密切的联系，在历史认识诸多的判断形式中，价值判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或影响到历史认识的结果。尽管这一判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相对性，但它的指向却是愈加接近客观的历史真理。价值判断首先是历史研究、历史学的价值判断，但它却是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密切结合的价值判断。

　　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是体现了认识主体所生活的时代的社会精神的判断，不仅有历史感，而且还有时代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美国史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出版后约30年，《全球通史》第7版在1999年问世。两种版本相比较，可以看出第7版的内容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他在回答为什么在世纪之交要撰写新版本的《全球通史》时说，答案与出版第1版的理由是相同的，还是那句话：新世界需要新史学。 20世纪90年代的新世界是科技的神奇影响力的结果。科技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难以抗拒的影响令人信服地证明着它的存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中外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复兴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同时史学理论研究中确实也存在着较突出的问题，首先是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不仅是史学理论研究脱离历史学研究的实践，而且历史研究在一定的程度上也脱离社会发展的实践，忽视以至回避现实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问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原因之一是忽视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这样，活泼的、生动的、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历史学和历史学理论,就成为脱离社会生活实践的空泛的玄学。历史研究即是不停地提出问题和不停地回答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当代史学的主流也被称为“问题史学”，这在中外史坛已成共识。无论是提出问题，还是回答问题，都是和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价值判断的历史研究，自然也就没有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必将导致脱离社会发展实际，自然也就受到社会的冷落。

　　二、历史价值判断的本质是社会价值判断

　　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任何一门学科的生命力，在于社会发展对它的需求，以及它对社会需求的满足，它的意义不在于简单地、直观地描述，而在于进行理论的阐述和概括，所以不能没有价值判断。在历史认识中，价值判断是联结历史认识与现实的社会认识的纽带。正如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密不可分的一样，历史认识和社会认识也是密不可分的。这就决定了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的特点，是历史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的统一。每一时代的历史学家，都是从他所生活的那个具体的时代和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观察历史、思考历史、认识历史。而观察、思考、认识的目的，不在于使自己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重演历史，而是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和理解，更清醒地观察、思考、认识今天和未来。包括历史学家在内，任何人都是历史的产物，他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观念，都属于一定社会历史范畴，印上鲜明的历史烙印。人是历史的人，既不可能超越历史，也不可能回避历史。

　　20世纪初，梁启超作为中国新史学思潮的旗手，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他认为“史界革命”是时代的需要，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抗日战争期间，陈垣完成《通鉴胡注表微》计20篇，前10节言史法，后10节言史事，突出表现了他在敌占区的抗日精神。在《臣节篇》中，他通过南宋胡三省论臣节，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陈垣所强调的“考史”和“论史”，即历史认识和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将历史认识和社会认识、历史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的价值判断密切结合在一起，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有作为的历史学家和有生命力的史学著作，总是在这些方面为人们做出榜样。